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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成為引領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常態”；２０１６年，原環境保護部《生態環境大數據建設總體方案》提出大數據、“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已經成為推進環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１］；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提出要強化生態保護監管、嚴密防控環境風險、提升生態環境監管執法效能，加大技術、政策、管理創新力度，加快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２］。在新時代下，加快推進生態環境監管體系改革，已經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本文主要從“互聯網＋監管”角度出發，探索研究生態環境領域監管體系的創新應用，為進一步推動業務協同化、監控一體化、資源共享化、信息透明化、決策智能化［３］，打造我省生態環境領域“一網感知態勢、一網縱觀全局、一網決策指揮、一網協同共治”的“一網統管”新模式提供實踐經驗。

１生態環境監管的背景

近年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思想認識程度之深、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臺頻度之密、執法督察尺度之嚴、環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４］。然而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科技改革，多元化局勢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日益復雜。近年來環境統計報告顯示，環境污染事件的數量雖有所下降，但是引起的經濟損失呈增長態勢，對社會穩定和公民健康造成一定威脅。同時，區域（流域）污染防治、跨部門（行業）聯合執法等焦點重點工作給環境監管帶來了新的挑戰。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程，生態環境監管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然而當前傳統生態環境監管模式已逐漸滯后于生態文明建設實際，呈現出監管任務日益繁重與監管力量嚴重不足的矛盾現狀［５］。創新生態環境監管模式，運用“互聯網＋”思維，建立健全科學高效的生態環境監管體系，推動環境監管模式從粗放到精準、從傳統向智能化轉變，加快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保障生態文明建設持續發展，顯得迫在眉睫。

２“互聯網＋監管”的背景及系統介紹

２.１“互聯網＋監管”的背景

近年來，國家大力深化“放管服”改革，為企業“松綁解絆”，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市場活力。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政府管理所面臨的環境產生了極大變化，在“互聯網＋”背景下，“放”的尺度很深，但是“管”的成色不足，新時代為數字治理體系建設賦予了新內容、新要求和新標準，探索可行的“互聯網＋監管”數字治理實施路徑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新課題。“互聯網＋監管”是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手段，科學配置政府職能，重塑政府權力結構，提升生態環境、安全生產、市場監管等重點領域的事中事后監管規范化、精準化和智能化水平，最終形成監管事項全覆蓋、監管過程全紀錄、監管數據可共享、監管結果可追溯的智慧監管體系［７］。

２.２“互聯網＋監管”系統介紹

“互聯網＋監管”系統（見圖１）以“１１２２３”為建設思路，編制“１”張清單，以目錄為中心覆蓋各地各部門監管事項；建立“１”個監管數據中心，形成各類監管數據庫；建設“２”個系統界面，面向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提供服務；建設“２”個支撐體系，標準規范、安全運維體系為系統穩定運行提供保障；建設“３”個應用系統，行政執法監管系統主要為開展移動監管、信用監管、非現場監管等新型監管工作賦能，風險預警系統為加強風險研判和預測預警提供數據和業務模型支持，分析評價系統強化對監管工作的綜合分析和評價，實現監管過程可追溯。通過監管信息化、互聯化、物聯化，推動“互聯網＋監管”技術與生態環境領域環境執法、環境風險預警、信用評價、跨域監管等方面深度融合，整合分散的業務條線監管資源，強化數據挖掘、風險評估、決策分析，提高環境綜合治理能力，最終實現環境監管的數字化、精準化、智能化，為改善生態環境質量、保障公眾環境權益數字賦能。

３“互聯網＋監管”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應用

３.１在環境執法監管方面的應用

３.１.１應用背景

新時代下環境污染源廣泛分散，環境違法行為并未發生根本變化，然而環境執法監管人員數量有限，傳統的執法監管方式單一、存在盲區，早已不符合當今時代賦予的環境治理新要求?！盎ヂ摼W＋監管”作為互聯網時代下政府管理新手段，為環境執法監管提供了改革新方向?！盎ヂ摼W＋監管”系統建立了規范、動態的監管事項庫，以“非現場監管”“移動監管”等為抓手，利用互聯網、物聯網、５Ｇ、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將監管工作向“移動端”“末端”延伸，扣實執法監管的各個環節，對監管對象實施全時段動態監管和執法監督的閉環管理，減少監管死角。同時，“互聯網＋監管”圍繞監管業務的協同和監管數據的共享互認，以跨層級、跨部門、跨地區的聯合監管為抓手，積極推動成渝地區聯合監管和“雙隨機、一公開”協同監管，打造共建共治監管新格局。

３.１.２應用場景

“互聯網＋監管”系統建立了一套基礎數據庫體系，包括監管事項、監管對象及其信用、監管行為、執法人員、投訴舉報、第三方及互聯網知識等數據，通過物聯網設備采集數據、移動設備傳輸數據、業務系統數據、環境執法數據、社會和第三方系統數據，實現了環境污染源和治污設施的基礎信息和運行數據動態化監管，并對歸集的數據進行抽取、清洗、比對、校正、關聯、整合，為現場執法人員精準執法提供了準確的數據線索。“互聯網＋監管”系統利用大數據分析，建立監管對象分級分類模型，針對不同等級類別的監管對象采取差異化監管措施，優化“雙隨機、一公開”抽查概率、頻率。利用八大動態數據庫，建立不同類型的監管運行模型，一旦非現場監管采集的數據不符合正常模型并持續一段時間，系統會立即通知執法人員進行數據核查，必要時組織現場執法檢查，實現“線上千里監控、線下執法聯動”（見圖２）。在遭遇重污染天氣或者突發環境事件時，執法監管人員還可通過企業運行數據分析生產狀況，實現停限產精準化管理、管控效果精細量化評估。為深入貫徹落實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戰略部署，共筑長江上游生態屏障，推進跨區域跨流域的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依托國家“互聯網＋監管”系統聯合執法監管，實現成渝兩地監管系統互聯互通，共同建立跨流域水污染和跨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危險廢物跨省轉移、跨界聯合環境督察執法等多維度監管態勢和風控模型，使兩地監管信息互信共享、違法線索協同處置，逐步構建成渝兩地一體化智慧監管體系，為推動成渝兩地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向好夯實數字底座。按照生態環境部《關于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互聯網＋監管”系統聚焦發現和打擊生態環境違法行為，以提高事中事后監管整體效能為目標，打通了各部門執法監管業務系統，實現監管數據全量匯聚、互信互任、共享互用。以“高效管好一件事”為目標，“互聯網＋監管”系統將涉及跨部門、跨層級監管的同一類監管對象的多個關聯監管事項梳理整合為綜合監管“一件事”，打通部門協同的難點、堵點，形成多部門監管合力，解決重復檢查、隨意監管、執法不公問題，實現“一處發起、全網協同”“進一次門、查多件事”，逐步構建資源有效共享、業務有機協同的執法監管新體系（見圖３）。

３.２在風險監測預警方面的應用

３.２.１應用背景

近年報告顯示，我國重點區域、重點行業污染問題仍然突出，企業環境風險情況底數不清、風險監測預警能力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如何加強重點企業的環境風險管控，預防和減少突發環境事件發生是環境監管亟需解決的難題。“互聯網＋監管”系統通過對監管對象的基本特征、經營行為、運行狀況、處罰信息等數據進行深入分析，建立企業信息知識圖譜，挖掘企業生產經營行為與違法行為的內在聯系，對其主體、行為、時間、空間等風險特征進行精準識別，形成風險綜合評價和風險防控指數，實施差異化、精準化監管。

３.２.２應用場景

“互聯網＋監管”系統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聚焦重點企業和頻發環境事件類型，構建多元化風險分類分級模型和機器學習預測機制，根據風險防控指標體系綜合比對分析采集的監管數據，發現其中的薄弱環節和異常情況，并將風險線索移交當地生態環境部門開展風險研判預警、核查處置、結果反饋的閉環管理，及時排查風險隱患，降低社會、生態環境、經濟、群眾的損失和傷害（見圖４）?；冢牵校印ⅲ担恰ⅲ牵桑?，整合多種移動監測手段，根據某類移動污染源的分布特征建立移動污染源監管模型，通過有效分析和挖掘網絡化的監測數據，實現移動污染源風險管控預警。運用物聯網、遙感、大數據等技術，匯總日常巡查和執法任務、監管事項及實施清單、污染源基本信息和運行數據、河道及周邊生態數據等多維度數據，建立流域風險預警模型和指數，預測風險概率，生成風險線索，實行精準巡查，提高流域環境風險預警防范能力。基于企業基本信息、經營行為、生產狀況、獎懲歷史、自行監測、治污措施、風險管理措施、環評審批等信息，建立企業環境信用評估模型和指標體系［８］，為企業賦予“健康碼”，使企業畫像更加精準，一旦某項數據偏離“健康軌道”，該模型立即發出預警信號，通知執法監管人員升級該企業的監控力度，增強監管靶向性和精準性，提高執法效能。

３.３在分析決策方面的應用

３.３.１應用背景

２０１５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旨在通過頂層設計和系統性建設實現環境質量、重點污染源、生態狀況等全覆蓋，監測監管協同聯動，信息化能力明顯提升［９］。但是由于地區基礎條件、環境問題、執行能力等差異化明顯，監管系統分散孤立、業務關聯不高、數據挖掘不夠、問題分析不深、預判能力不足等問題仍然存在，現有的信息資源無法支撐領導多維度宏觀分析決策?！盎ヂ摼W＋監管”系統基于采集的多元海量監管數據，深入開展大數據分析，構建涵蓋監管概覽、監管對象、監管行為、監管效能、事件跟蹤等多維度主題場景和業務指標體系、效能評估體系，并進行可視化展示，使監管過程可追溯、“看得見”，加強對監管工作情況的監督，輔助領導決策、政府管理，實現對監管的“監管”。

３.３.２應用場景

依托“互聯網＋監管”系統可視化展示，構建生態環境“一張圖”（見圖５），匯聚水、氣、土、聲、污染源、固廢、生態、環評等要素，以ＧＩＳ、視頻、數字、圖像等形式進行可視化展示，全面呈現轄區內生態環境狀況。強化對信息資源的綜合利用，實現歷史數據比對和發展趨勢研判，在突發事件會商和應急處置時，為領導決策提供科學直觀的信息支持。依托“互聯網＋監管”系統效能評估和跟蹤分析，基于現有的監管數據，構建監管事項、監管對象、監管行為、執法人員、重點事件跟蹤等多維度多層次“互聯網＋監管”工作全局態勢，同時整合投訴舉報信息，編制環保督察“一本賬”（見圖６），對各地區生態環境各業務條線的監管工作進行再“監管”，實現“目標任務－信息化協作－發現問題－核實舉證－定性確認－整改督辦－問題銷號”閉環管理，做到“過程可控、結果可溯”全程留痕。同時，環保督察“賬本”為領導重點分析風險形勢、精準施策污染防治、分級考核監管效能提供數據支撐。將環境監管執法、風險監測預警等業務工作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深度融合，利用“互聯網＋監管”系統綜合評價分析的數字化能力，實現重點排污企業（見圖７）的動態掌控、監管資源的動態調配、監管工作狀態和監管對象發展趨勢的實時監測、業務數據的深度挖掘和分析，為領導全局把握環境態勢、全面研判發展趨勢、構建“智慧大腦”筑牢數字底座。

４結語

互聯網等新技術的蓬勃發展，引領了社會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也給當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帶來了新機遇?！盎ヂ摼W＋監管”發揮大數據乘數作用，把看似碎片化、毫無關聯的信息資源有機整合，推動生態環境部門構建源頭可溯、全程可控、風險可防、結果可評、責任可究的智慧監管體系，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４.１探索構建以協同聯動為核心的環境執法監管體系

“互聯網＋監管”將非現場監管、移動監管、聯合監管、“雙隨機”監管等創新模式融入環境執法監管各個環節，打破部門和地域壁壘，整合生態環境各業務條線和跨層級、跨部門、跨區域（流域）的監管能力和資源，“一處發起、全網協同”，實現監管對象全覆蓋、監管內容全要素、監管流程全閉環、監管執法全協同、監管數據全共享、監管結果全公開，進一步提升生態環境部門執法監管的規范化、協同化水平。

４.２探索構建以分級分類為標準的風險監測預警體系

“互聯網＋監管”建立以重點污染源企業、重點區域（流域）為對象的分類分級管理體系、風險指標體系和監測預警模型，針對不同風險等級的對象實現差異化管理。支持對風險線索進行風險來源、特征、時序、范圍等多維度分析，實現對企業異常運行、超標排放以及區域（流域）突發環境事件等重大問題和環境風險的快速預警、發現、研判、處置，進一步提升生態環境部門風險監管的精準化、智能化水平。

４.３探索構建以研判施策為目標的分析決策體系

“互聯網＋監管”打通生態環境業務條線和各部門、各地區監管系統，推動各類監管數據、生態數據、互聯網數據和社會第三方數據互聯互融，逐步構建縱橫貫通、全面覆蓋、高效共享的數據資源體系。立足業務需求和實際場景，開展生態大數據的可視化展示、生態保護的趨勢分析、環境管理的效能監督、突發事件的指揮調度、污染防治的施策攻堅等，進一步提升生態環境部門分析決策的智慧化、科學化水平。

參考文獻：

［１］鄒軍，畢丹宏，孟斌，等．生態環境大數據監管平臺的研究［Ｊ］．計算機應用，２０２１，（１）：２８?３１．

［２］新華社．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Ｒ］．北京：新華社，２０２１．

［３］李昂，段麗杰，宋明曉．“互聯網＋”對環境保護監管的作用與啟示［Ａ］．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科學技術年會論文集［Ｃ］．西安：中國環境科學學會２０１９年科學技術年會，２０１９．３２５０?３２５２．

［４］劉毅，孫秀艷，寇江澤．如何看待堅持綠色發展［ＥＢ／ＯＬ］．

［５］唐學軍，陳曉霞．生態文明視域下環境監管體系的審視與構建研究———以川東北Ｂ市為例［Ｊ］．四川環境，２０２１，４０（４）：２８２?２８７．

［6］四川日報．２０２１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報告［Ｒ］．成都：四川日報，２０２１．

［7］安蔚，錢文敏，楊宗慧，等．我國環境信用評價體系建設制度研究與政策建議［Ｊ］．四川環境，２０２１，４０（３）：１７７?１８２．

［8］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的通知［Ｒ］．北京：國務院辦公廳，２０１５．

作者:樂益矣 曾錚 單位:四川省大數據中心 四川省環境信息中心